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战犯中，有两人要不是因为嘴硬，可能早就出去了，甚至有一位可能甚至无需等到1959年第一批特赦。
那位可能无需等特赦的，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那位名字原本已经出现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上，却因改造态度不好而被管理所坚决反对，所以直到1975年才特赦的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
文强有没有后悔，他在《口述自传》中没有说，但黄维肯定后悔了，他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一文中回忆：“那时我对学习非常抵触，常常说些挑衅性的怪话或做些挑衅性的动作。功德林里的人，无论管理员或同犯，都认为我最顽固，事实也确实如此。（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黄维回忆文章）”
文强是谁，可能熟悉八一南昌起义和淮海战役的读者诸君都知道：这位嘴硬的战犯，原先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如果他不改弦更张，1955年会被授予什么军衔，笔者还真有点不敢猜。
文强的经历和社会关系太复杂，说多了不好，咱们还是来聊一聊让黄维最后悔的五件事——他最后终于承认：“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执行者，由于我们的罪行，严重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大家都知道黄维在战犯管理所期间，甚至特赦当了文史专员之后，还痴迷于研究不可能成功的“永动机”，并感到十分奇怪：如果说黄维在战犯管理所期间“研究永动机”是为了逃避学习改造，那他特赦后当了文史专员甚至副部级的全国政协常委，为什么还抱着永动机不放？
全国政协常委是副部级，这一点黄维说得很清楚：“1978年3月，我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按照周总理生前的指示，政协常委是副部级的待遇，这真使我受之有愧。”
享受着副部级待遇还去研究永动机，说明他是真想做出点利国利民的事情来，事实上他在研究永动机之前，还曾想发明“黄维砌砖机”，估计那就是“建筑机器人”一类的东西。
黄维人送绰号“书呆子”，如果让他从基础做起搞发明，或者继续在“新式军校”当校长，可能就不会“两头不落好”了：十二兵团从副司令胡琏到十八军军长，都对黄维评价极低，认为十二兵团全军覆没，与黄维指挥失当有绝对的关系。
与其说黄维是一个嘴硬的军人，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执着的学者——研究学问，确实是需要钻牛角尖的，但是到了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一根筋的结局就是死路一条。
黄维的子女们学习都很好：黄维有四个孩子，只有老大黄新是黄维送进金陵大学的，其他如老二黄理进浙江大学，老三黄敏南进复旦大学，老四黄慧南进中央党校大学，黄维可是没帮上什么忙，他们没有因黄维而被大学拒之门外就不错了。
黄维1904年出生，1948年9月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同年12月被俘，1975年3月19日特赦，很多时光都因为他做错选择而虚耗，所以黄维想起来就后悔，他在回忆文章中罗列了他最后悔的五件事，第一件就是不该去这个劳什子第十二兵团司令：“本来，我是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的校长。就个人的本意来说，我愿意办学，不愿意带兵。这倒不是说我黄某人怕死，当时我是从维护‘党国’的长远之计考虑的。所以，当蒋介石把我从汉口叫到南京，要我当十二兵团司令官时，我就当面向他表示，说自己‘离开部队久了，带兵怕有困难’。”
黄维不愿意当十二兵团司令，就像不愿意当第二绥靖区司令一样，虽然自己一百个不愿意，但架不住老蒋连忽悠带吓唬，最后双双做了俘虏。
王耀武比黄维聪明，被俘后在广播中讲话呼吁其他蒋军将领弃暗投明，而黄维却做出了让他后悔的第二件事：当时动员被俘的十二兵团将领给、邱清泉、李弥及各军军长写劝降信立功减罪，黄维坚决拒绝了，结果其他几位将写好了稿子并全都签名，只有黄维坚决不肯签。
黄维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劝降信上签字的好处，还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呢：“我和解放军结下了那么大的冤仇，这个冤仇是没有法子解决的。现在既然被他们抓住了，就绝不会饶恕了我。”
黄维误以为自己必然会被枪毙，也破罐子破摔，想在最后落个好名声，却没想到老蒋早就把十二兵团覆灭的责任推给了他，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中回忆：“事后蒋给我的信中，怪黄维不听他的命令在空军毒气掩护下突围，而擅令夜间突围，是自找灭亡。”
胡琏更是绝情，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描述，漏网的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在南京向兵团各部团长以上的眷属每人发放三十两黄金，被俘的兵团副司令兼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第十军军长覃道善等数百人的妻子都领到了，但却偏偏不给黄维：“黄维的夫人拖儿带女赶到南京的时候，却遭到胡琏一顿臭骂：‘十几万人都死在黄维手里，他就是死了，也是活该！’结果，蔡若曙两手空空，被胡琏的老婆轰了出来。”
蔡若曙在功德林探视黄维的时候流着眼泪把这件事告诉黄维，黄维却对妻子破口大骂，这就是黄维最后悔的第三件事了：他应该骂的是老蒋和胡琏，而不是替他照顾子女的结发妻子——黄维当年不敢骂老蒋和胡琏，却拿妻子撒气，特赦之后好像也没有太大改变，于是蔡若曙在黄维特赦的第二年跳了护城河。
我们甚至可以说1976年的黄维甚至有点“春风得意”的意思：工资比绝大多数人都高，文史专员是司局级，政协常委是副部级，但是苦等二十多年的妻子，却没能跟他分享这份幸福。
黄维并不像很多人写的那样准备在功德林终老，据他回忆，自己因为渴望特赦，还犯了一个大错，要不然他的名字就不会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上划去了，这也是黄维最后悔的事情之一：本来1955年的年底，政府就要实行第一批特赦的，战犯管理所还把学员们集中起来宣布了，同时还宣布学员们从此可以同家属联系：“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后来发生了变化，这一来我又产生了想法，觉得闹了半天，讲要放我们是不算数的呀！思想又有反复。”
所谓“反复”，就是黄维原本已经从顽固转向积极，失望之后又转向了顽固，觉得特赦无望的黄维又开始撒泼：“那时，战犯们之间常常开展问题辩论，在一次关于‘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民族气节’的大辩论中，我第一个发言说：‘我要坚持文天祥的民族气节，决不向自己的敌人投降！’这一句话说出来以后，遭到了全体战犯整整三天的说理批判，最后我也不得不服输。”
通过这件事，我们不难发现黄维还是书呆子气太浓，起码是没有大将风度，而且也不是一贯顽固到底，挑起事端，最后还得低头认输，这岂不是自讨没趣？
黄维回忆：“1975年3月19日，正式宣布了对全体战犯的特赦令，在我来说，是整整改造了二十七年呀！也不容易呀！当我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给的特赦通知书，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哭。”
黄维百感交集痛哭失声，也不知道是为自己做的四件错事愧悔，还是对宽大政策的感激，读者诸君看了黄维亲笔写下的回忆文章，对他这个人又会作何评价？作为一个军人，或者作为一个丈夫，黄维的做法，有哪些是您认为难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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